作者 杨芳兰（侗族)
一 红薯掺米饭
我家住在离乡政府最近的一个村庄，叫斗街村。我曾经琢磨过这个名字，也问过我的父亲，为什么叫斗街村而不像其他村庄一样叫个诗意一点的名字？比如坪城、观音阁或者柑子院呢？听听，斗街，多难听的名字，分明就是争强好斗的村子嘛。父亲说，你看看，往寨子下看，寨子前面是不是镇政府所在地？镇政府门口是不是310省道？310省道是不是五天赶一场的大街？从街上到我们寨子，是不是要上一个陡坡？我嗯嗯点着头，但我还是要问，这与“斗街”又有什么关系呢？父亲说，“陡”字和“斗”字哪个笔画更简单一点？当然是“斗”字！这就对了，以前生产队抢公分时，那些队长为了省时，就把“陡街村”写成“斗街村”了嘛。
我虽然还不太明白，但也只能得到这样的答案了。
得到这个答案的时候是1980年，我们一家六口人正在村子背后的坡顶上挖红薯。那一年干旱，红薯栽下去后就没有下过一场湿透泥土的雨水，所以红薯跟洋芋一样，植株都像没吃到饱饭的人们的脸，黄黄的，稀稀拉拉软绵绵的。父亲用力挖一锄下去，翻出来，全是断掉的须根。泥土实在太坚硬了，挖一会儿，手板心就火辣辣地疼，疼着疼着就起了红通通的水泡，水泡磨破皮了，又火辣辣地疼得钻心。这一块地，要是在风调雨顺的年月，应该出产一千多斤红薯，今年能不能挖出两百斤都还是一个大问号。哥哥垂头丧气地说，挖了几尺远，看不到一个红薯，说完把锄头丢了，一屁股坐在泥土上。哥哥的意思是不想再挖了，直接把在坡上吃草的牛儿拉来犁地算了，犁好地后重新种上一些小麦或者油菜什么的。父亲和母亲是不会答应的，他们继续往坚硬的泥土使劲。其实整个山上都有人在挖红薯，没有哪一家嫌弃红薯不长个而放弃挖掘的。
我们对于粮食素来是非常珍惜的，在我们吃饭的时候，母亲总是一遍遍地说：人是铁，饭是钢，三天不吃饿得慌！掉在地上的饭，要是踩踏了，天上的雷公看见后就会劈死糟蹋白米饭的人。对于白米饭，连刚刚穿上蒙裆裤的妹妹都知道，掉一颗饭到桌子上，捡起来吹一下又喂进嘴巴。如果有掉在地上的饭粒，已经无法捡起来吃了，还有小鸡呢。我们家喂的鸡已经养成一种习惯，每次看到我们吃饭，都会不约而同跑到我们身边转悠，只要掉一粒饭到地上，小鸡早飞奔过来，眨眼的功夫就啄进了嘴巴。
就在那个挖红薯的下午，我扛着锄头，走在回家的路上，俯视着斗街村的全景。按照父亲说的仔细去看，山脚下一片片梯田，梯田的尽头居住着一百多户人家，一栋栋青瓦房挨挨挤挤地排列着，各家各户炊烟袅袅升起，整个村子便笼罩在轻柔的烟雾之中，还不时传来牛儿归栏的叫声和狗儿追赶牲畜的吠声。
刚进家门，哥哥就说：“抠搜婆，快去削苕！”
我很讨厌哥哥叫我“抠搜婆”，我是有名字的，我叫细妹。只不过在我四岁那年，母亲带我和哥哥到街上卖斗笠，恰好经过一个油炸粑摊。长期吃红薯，肚子里面好像生了铁锈，闻到油炸粑飘出的阵阵香味，口水就不争气地往外冒。我知道母亲不会平白无故买一个油炸粑给我吃的，除非生病的日子。那时候妹妹经常生病，连白花花的大米饭都吃不下，母亲就会到街上买一个油炸粑给妹妹吃。于是我就天天盼望生病，但病魔好像有意躲着我一样，从来也不光顾我。其实我也知道，兄妹那么多，如果买四个油炸粑，那么就是两斤盐巴的钱，够一家人吃一个月了。我就故意在油炸粑摊位前摔了一跤，企图引起母亲的注意。没想到却碰到人家滚开的油锅，不但自己烫伤了脚，母亲还赔偿人家半锅油。母亲哭着骂我不长眼睛，那么宽的路，却要往人家油锅里碰！我的脚烫起了水泡，嘴巴还嚷着要吃油炸粑。从那以后，哥哥就叫我是“抠搜婆”（抠搜婆，也即是“馋嘴婆”的意思）。叫得多了，几个堂哥堂姐也跟着叫，久而久之，我也习惯了。外人叫我诨名，我倒没什么意见。但哥哥叫我，我就气鼓鼓的，感觉哥哥有偏见，好像我们不是共一个娘胎生的一样。
我嘟着嘴，拿着一把菜刀，一个瓷盆，磨磨蹭蹭地走向屋檐下的撮箕边。
哥哥说的苕，就是红薯。八十年代初期的斗街村，家家户户都不够粮食吃，红薯作为米饭以外又一道主食。红薯为什么能做主食呢？是我们喜欢吃红薯吗？不是的。因为家家户户的大米只够吃三两个月，剩下的日子就得吃红薯或者洋芋。母亲一般都是将我们消掉皮的红薯破成两半，等米汤快要煮干的时候，把米饭垒成一个小山状，再把红薯放在锅沿边，盖上锅盖，等飘出锅巴的香味来，红薯也熟了。红薯分胜利红薯和花红薯两种，花红薯淀粉多，吃起来有板栗一样的香味；胜利红薯也好吃，只不过它没有板栗的味道，吃起来有点甜。所以，哥哥喊我削红薯的时候，我就专挑花红薯。母亲看我削不快，又拿着一把菜刀匆匆跑过来，三下两下就把被我刨在一边的胜利红薯削了皮丢进盆里。我撇撇嘴，好像那些胜利红薯就是我不喜欢的小伙伴一样，非要跟我呆在一块似的。每人一碗米饭，饭上搭一块红薯。我讨厌吃红薯，特别是半生不熟的红薯吃进肚子，白天还好一些，到了晚上，几姊妹都在被子里面放屁，臭死了，睡觉都别想安稳。
1982年的夏天，我终于背上书包到村口的小学读书了。上学不但需要缴纳学费，还要买笔墨纸张。由于没有经济来源，村里像我这般大小的女孩子早会编斗笠了，甚至一天编两个。所以，在我第一天放学回家的时候，母亲就架好凳子，摆好模子，叫我学编斗笠的第一道工序——脱胎子。编斗笠，是村里女孩子必须学会的一项技能，这也是以后找婆家的基本条件，没有文化不要紧，不会编斗笠将会嫁不出去的。
母亲是街上人，高高瘦瘦的，四十多岁，但从后面看上去，仍然像少女的身材。听外公说，我母亲小时候很漂亮，但跟几个伙伴在火桶里玩耍，一不小心，滚进炭火里，把太阳穴烧起了一块伤疤。从此母亲老喜欢把刘海朝右边多梳一些，也许企图掩盖那块伤疤吧。母亲很少上坡下田，也很少走村串寨，多数时间都趴在堂屋编斗笠。她的皮肤白皙，说话的声音很脆，就像她做家务活一样利落。无论春秋冬夏，母亲每天都是早上鸡叫三遍就起床。天还没亮，起床干什么呢？先点上煤油灯，编一会斗笠，等窗户看见一点亮光了，才背上背篼到菜园去割猪菜，顺便把人吃的菜也一起带回来了。春夏秋冬母亲背篼里面的蔬菜都是不同的，比如春天，背篼里面总少不了荠菜。一看到荠菜，我和姐姐老爱唱那一首儿歌：荠荠菜，荠荠根，我是外婆的外甥，外婆留我吃夜饭，舅妈骂得打转转。顺便说一句，我出生的时候就没有外婆了，我的舅妈对我们是非常好的，根本就没骂过我们。但儿歌要这么唱，心里有点为舅妈鸣不平，但没办法。比如夏天，母亲背篼里面总少不了青椒和西红柿，当然还有兰瓜和白瓜。青椒和西红柿是白搭蔬菜，可以炒蛋，也可以炒兰瓜和茄瓜。白瓜主要煮汤，配料是四季葱，当白瓜汤舀到汤钵里后，再把切好的四季葱洒进去，一颗颗绿色的珠子浮在上面，漂亮极了。除了这些，母亲还要给父亲准备一杯红薯酒的,父亲对于吃什么菜没有要求，但每餐一杯红薯酒是不能少的。父亲负责田间地头的农活，也包括上山砍柴、割牛草。父亲每天都是晚归，等长脚苍蝇都饿得嗡嗡叫的时候，父亲才拖着沉重的步子进屋来。等父亲坐下，我便迅速打好洗脸水端到父亲面前，同时母亲也把盖菜的饭碗揭开了。
夏天的白昼比较长，等我们吃过饭，月亮也探出半边脸来了。把煤油灯吹灭，我们几个小家伙早把竹凉床搬到院子里等父亲。父亲枕着双手躺在竹凉床上望天空，天空是明亮的，父亲的脸也是明亮的。父亲喜欢摆故事，特别喜欢摆“鬼”故事。好几次，父亲刚开头讲了一个“从前”，还没开始讲下文，我就吓得想撒尿了。但尿桶在猪圈背后，要绕过两个廊檐才能到达。廊檐旁边又有两株柚子树，很高大挺拔。一有风，柚子树就会摇摇晃晃，影子印在地上左右移动。我时常怀疑那黑色的影子就是鬼变来的。姐姐知道我害怕，其实她自己也害怕，便拿上手电筒跟我一起去，因为她也有求我的时候。但好几次，还没等我扎好裤子，姐姐便拿着手电筒跑了。吓得我哆哆嗦嗦地回到院子，拍着胸脯，呼呼喘气。我们打乱了父亲的故事，父亲说，不摆了，不摆了，你们都是胆小鬼，明天再摆。我们哪里肯就此放过父亲，于是姐姐帮父亲捶背，我用蒲扇帮父亲扇凉。父亲摆着摆着就打起了呼噜，我们用手抠他的脚板底，时不时他又说一句：“刹搁（结尾）了，刹搁（结尾）了嘛，真的刹搁（结尾）了嘛。”我们明知道故事还没结尾，但也得让父亲睡了，因为明天早上还有很多田间地头的活路等着他，明天我们睁开眼睛就要吃，所有口粮还得靠父亲的双手呢。
一个天寒地冻的清晨，一个消息在村庄里爆炸开来，屋坎下吴家能的老婆翠花跳塘自尽了。在这之前，村里还没有出现过自杀的先例，人们就是受了再大的委屈，也都是默默地承受着。吴家能人长得帅，但人穷，还好吃懒做。翠花是村长的独生女，两个年轻人偷偷摸摸恋爱了，不久肚子里怀了娃娃。这一消息传到村里人的耳朵，一下子就炸开了锅。有些人说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还有些人说翠花是开起眼睛跳黄河。但翠花就是不信，村长气得直跺脚，坚持要把女儿砍成几截喂狗。村长老婆却软了心肠，她劝村长说，女儿都大肚子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就先答应了吧。村长开始不同意，慢慢的也想通了，不过该收的彩礼一分也不能少。当时的所谓彩礼，也就是两套衣服，两双鞋，二十斤猪肉。
村子不大，木楼一家挨着一家，屋上坎下都是屋檐水共一条阳沟。打一道土墙就算给两家的院子划开了界线。这边孩子哭闹那边鸡鸣狗叫，这边吃的酸菜拌饭那边吃的洋芋红薯都能闻到香味。农村的妇女难免不说张家长李家短，不过说说也就很快丢到一边去了，也不记仇。翠花嫁到吴家能家来，按说是没什么可说的了，当初不是死活要嫁的吗？不是有情人终成了眷属吗？但吴家能的品性还是没改变，由于他外表长得还可以，仍然到处沾花惹草。翠花老是哭，没事了就趴在她家墙上，喊我母亲过去跟她拉家常。我母亲往往是舍不得手上活路的，一边刷斗笠边框，一边不停地安慰着翠花。我记得有一次翠花将头探出墙头来，包了一张方格子帕子。母亲说，坐月子的女人不能哭，以后会落下老病的。只见她两条胳膊趴在墙头上，嘤嘤地哭泣，再哭，再说，再哭。有一天翠花和我母亲说了一下午的话，猪圈边的苍蝇都嗡嗡叫了，我们兄妹也哭着喊着要吃饭，翠花才恋恋不舍地擦干了眼泪消失在墙角。
晚上父亲收活路来家，母亲说起翠花的事。父亲沉默了一下语重心长地说，老人走过的桥比她们走过的路还多，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母亲平时做什么大头酸菜了，又或者是泡了泡萝卜，特别是蒸了红薯，总会装了满满一碗从墙上递过去，翠花就会从墙那边伸出一双手来，感激地接过去，立马吃掉一个。出事的头天，母亲蒸熟了红薯，照样给翠花递了一碗过去。我一直很好奇，平时总看不到翠花的下身，总是看到翠花站在一个固定的位置，都趴得玉溜溜的墙头不生一颗小草了。翠花出事那天下午，实在忍不住，就找了一根凳子架到墙边，爬上去一看，原来是翠花家墙角垫了两个烂石磨，翠花是站在石磨上跟我母亲说话的。
翠花被打捞上岸的时候，我跑去看了，披头散发的，浑身胀鼓鼓的，活像一头过年吹涨的肥猪。翠花下葬后不久，吴家能又找了一个外地婆娘。母亲看不惯吴家能的行为，在跟父亲聊天的时候，时不时会问一句，要是以后我死了，你是不是也会马上找一个女人来？父亲说，你这是吃饱了撑的，也只有那些眼睛不长珠珠的女人才会嫁给吴家能。母亲还是很伤心，她讨厌吴家能，甚至连吴家能新找来的女人也不理会。翠花走后不久，我家门前的墙上又长出青青的狗尾草来，很厚很密。
二 表公家门前的晒谷坪
有一天放学回到家里，我发现隔壁生产队的空房子里多了两父子。母亲说，他们是从街上搬到这儿来的。小孩子叫家宝，跟我差不多大，脸红扑扑的，圆头圆脑，鼻涕非常有弹力，眼看着就要流到下巴了，但他嘴巴一皱，脸往上扬，用力吸气，鼻涕又像蚂蟥一样梭回鼻腔去了。两边裤荷包总是涨鼓鼓鼓的，原来是背着两个陀螺。我问母亲，他为什么没有妈妈？母亲说，不知道。那位父亲的年龄看上去比我父亲大不了多少，但母亲说，他的辈份大，你们得叫他表公。
表公来到村里后，算得上是我们村子唯一有手艺的人——打碑的石匠。表公家门口是一块大大的晒谷坪，到了秋天，全村的谷子都轮流挑到那里去晒干。我和妹妹天生就是母亲的跟屁虫，当母亲把一挑挑稻谷挑到晒谷坪晒好后，回来的路上，我们就一个坐在一只箩筐里，双手死死拽紧箩绳，哼着不知道是从哪辈子流传下来的儿歌：“妹妹，你莫哭，转个弯弯就到屋，没得哪家吃白米，家家都是吃红薯。”
有一次，家宝坐在他家门口啃甘蔗，我很想吃，但又不敢开口。母亲哄我回家去，我故意坐在地上不肯起来。表公看见了就说，蜈蚣虫最喜欢钻小孩子的屁眼，还不快起来！虽然极其不情愿，想到可怕的蜈蚣虫，不得不惶恐地站起来拍掉裤子上的土，但还是不肯挪动双脚。母亲真的生气了，怒气匆匆地照着我的屁股两巴掌。可气的是，哥哥还在一旁一边拍手一边笑我：“细妹细妹抠搜婆，叮叮当当拷烂锣，拷不响，屁股挨了几巴掌！”哥哥笑我的时候就不断地叫着我的小名。屋背后一个刚娶的新媳妇也来晒谷子，恰好挑着箩筐从我们身旁经过，狠狠地瞪我哥哥一眼，骂了一句，没家教的！就匆匆地走远了。等那女人走远后，母亲才恍然大悟地记起来，这个新媳妇也叫细妹呢。母亲越想越尴尬，责备哥哥乱说话，人家一定认为她养的儿女都没家教了。
等我真正能记事的时候，已经是上小学三年级，开始学写作文了。才认真地观察起表公的外貌来。他中等个头，马脸，剑眉，眼珠子滴溜溜的，满脸的络腮胡，乍一看，像一只猴子。放学后，我经常跟家宝一起做作业。写完作业后，表公就拿出一本字帖，一碗清水，两只毛笔，由表公在磨得玉溜溜的青石板上写上一排正楷字，等水印干了，又写一排，然后再叫我们照着字帖再写一排。有时候，表公还会教我们念：故恩考某某公之墓，故慈妣某某婆之墓。在表公家练字不像在学校有规定的作业，写几颗，觉得没趣了，可以丢下毛笔，捡碎石片玩去。自从我一带头，村里好几个女娃娃也跑来表公家玩。那时候的冬天好像特别冷，也许是我们都没有袜子穿的缘故吧。表公每天早上都要在晒谷坪生一个火炉烧炼刻碑文用的铁篆子，我们小孩子听到扯火炉的声响，就会从自家门背后揣上两个红薯，等表公的炉火烧得红彤彤的了，才把红薯丢进火炉里。表公好像从来不嫌弃我们小孩子挡路，一边扯风箱，一边教我们念绕口令：苗婆包苗帕，苗帕包苗婆。表公说，每人跟着念一遍，然后自己单独念，不但要快，而且不能念错，如果念不对的，就把她的红薯丢出去喂狗！绕口令一颗字一颗字念还行，速度稍微一快，就念成：毛婆包毛帕，毛帕包毛婆。惹得大家一阵哈哈笑，表公也忘记把我们的红薯丢出去喂狗了。
我学会写几颗毛笔字就会得到表公的称赞，但他对家宝却相当严格，非叫他天天练毛笔字不可。有一次，家宝看我们都在玩，就丢了毛笔跟我们玩得起劲。表公不声不响地把一块搓衣板丢在堂屋中央，还叫家宝打来一盆凉水顶在头上跪在神龛前。搓衣板我倒是被罚跪过，但大冬天头上顶一盆凉水，那滋味还没尝过，我想一定不好受，万一手杆把握不住，冷水泼下来，岂不是淋湿一身？
太阳热烈地照在晒谷坪的时候，我们小孩子就一窝蜂地跑到晒谷坪打打闹闹。表公则戴着一副眼镜趴在青石板上小心翼翼地篆刻碑文。我常常双手托着下巴，聚精会神地蹲着看，真是佩服他啊，那一颗颗黑黑的毛笔字，在他的手里慢慢地变成一颗颗深浅不一，但又有一种恰到好处的美感的碑文来。有时候，表公刻累了，摘下眼镜，站起来伸伸懒腰，休息一会，绕着碑石转一圈，用手比比划划，站一会，接着刻。吃过晚饭，如果月亮还没有出来，表公就会拿一根凳子坐在晒谷坪里，我们一大群孩子就围在他身边，听他讲故事。他讲得最多的，就是“变婆”的故事，要不就总是以“从前或很久很久以前”开头，听得多了，也腻烦了，就吵着让他教我们唱歌。表公会唱山歌，不管是情歌还是办酒席的酒令歌，他都会唱，但更多的是教我们唱一些礼仪歌，比如如何孝顺老人，如何行善积德等。那时候我们不懂得什么尽孝歌，倒是喜欢他那拖声迈气唱情歌的调调。表公唱情歌的调子柔和舒缓，像山上鸣叫的鸟儿，带着一股淡淡的忧伤。我们也用稚嫩的童音跟着唱，表公侧耳微笑着听。听完后，他会哈哈大笑，说我们唱的实在太难听，像老母牛喊崽一样，出去了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是他教我们唱的。
我的二伯是一位解放军，听说当年在广西剿匪的时候立了大功，差点就当上了连长，部队首长都已经上报名单了，后来首长叫他写一个个人简历，才发现他大字不识一颗，所以就当不了。解放后，二伯在贵阳某军区工作一段时间，在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农场参加体力劳动。农场的小队长是一个很欺生的人，每次在二伯装牛粪的时候，就用钉耙使劲把牛粪压紧，人家一挑牛粪就几十斤，在我二伯这里就变成了一百多斤。由于二伯多年不参加体力活路，干了半个月就累垮了。二伯索性撩了扁担，不干了！回家照样有饭吃！就这样，二伯从省城回到了农村。
秋收过后，田间地头又没什么活干，日子就显得特别漫长。到了出太阳的天气，大人小孩子就喜欢跑到晒谷坪来消磨光阴。有些摆上四方桌推牌九，有些在地上铺上一块硬纸壳炸金花，有些女人干脆拿出针线筐缝缝补补，还有一些什么也不干的，就拿一根板凳坐着，实在感觉阳光刺眼了，就脱下衣服把脑袋盖住，软绵绵地坐在阳光下。我们小孩子呢，就穿梭在这些大人之间捉迷藏。有一次，表公和二伯在炸金花的时候，为了两角钱的输赢，两人突然抡起拳头来。我二伯骂表公不是正规军！表公骂我二伯是“白黄瓜”，簸箕大的字都不识一颗，还跳什么跳。总之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我问表公，二伯为什么骂你不是正规军呢？
表公说，我是在坡上干活的时候被抓壮丁抓去当兵的，去了以后才知道是蒋介石的部队。在部队当了半年的兵，就战败了。投降那天，我举起双手，把枪放在地上，枪口向后，乖乖地站着，那就是缴械投降了。我更好奇了，就问表公，举双手的时候是像敬礼一样稍微弯曲一些还是垂直的？表公说，既不像敬礼弯曲也不像一根扁担那样直立，而是像一颗“山”字那样，说完他还示范了一下。我在脑子里想过很多遍投降的样子，可是却怎么也想不起那种集体投降的壮观场面是怎样一种情景来。当然只有表公自己知道了，因为他经历过。表公后来又遇到过一次大的灾难——文化大革命。表公说，我在生产队干活，天天吃的是红薯和糠粑，想吃一顿白米饭比登天还难。有一回在包谷地里，几个人一起打死一头野猪，肉啊，煮了满满一大锅呢，香喷喷的，一口气吃了三大碗。也许是很久没粘到油腥了，光吃肉，没有米饭，肚子受不了，晚上黑灯瞎火的，在出门方便的时候随手在板壁上撕下一小张报纸揩屁股。第二天，我还在睡梦中呢，几个人就五花大绑把我绑了起来，抓到公社门口开批斗大会。被人拳打脚踢一顿直到天黑以后才知道是昨夜揩屁股的那张报纸上有人写有“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字样，而我却用来揩屁股，说我是侮辱毛主席。
就因为一张烂报纸白白挨了一场批斗？我简直不敢相信，瞪着眼睛问。
表公突然来了精神，说，那时候挨冤枉的多了去。头天可能还在死记硬背毛主席语录，说不定第二天就被拉到公社成为批斗对象了。你们学校有个武老师就是一个例子。那天武老师生病了，发烧厉害，校长就说他，你多背诵几遍毛主席语录就好了。武老师说，毛主席语录只能医治我精神上的毛病，不能医治我身体上的毛病啊。说完这句话不到一个小时，他就被拉到了批斗台上。武老师受不了非人的折磨，到晚上就吊颈自尽了。头天还好好的，还很年轻呢，都还没结婚，很聪明的一个人，就因为一句话不合适，说没就没了。我早被表公的故事吸引了，蹲在表公的面前用心听。我说，要是武老师熬到现在就好了嘛，当时他的父母一定都哭得死去活来。表公说，是啊，我当时都想寻短见了呢，但想到还有你表奶和家宝，就挺过来了嘛。唉，人家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表奶却得了一场疾病先走了，我怎么就没有福享呢？说这话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脸上掠过一阵阴云。
中秋节一过，又开学了。一部分孩子要跟父母到田间地头栽油菜，种小麦去了。一部分孩子是要上学的，晒谷坪就没有孩子嬉戏玩闹了。我经常大清早背着书包从晒谷坪经过，发现表公家门口有很多栀子花，香喷喷的。只要表公不在门口，我就会爬上树去摘一大把下来，一路小跑到学校去。那些被我折断的花枝，不知道表公发现后会不会很伤心呢？
每个假期我们都会在晒谷坪捉迷藏，跳皮筋，抽陀螺，更多的时候也跟着家宝练练毛笔字。等我上到初中的时候，再也不去表公家门口练字了，因为我已经是个半大女孩子，家宝也长出了喉结，我们已经懂得了羞涩，怕被人笑话了。表公为此经常跟我妈念叨，要是你家芳兰是个男娃子，一直跟我学徒，搞不好能成为一个打碑的石匠。当母亲把这话念给我父亲听的时候，我听着，忽然觉得有点遗憾，要是我真是一个男儿身，继续跟家宝一起练字的话，说不定真成了一个石匠呢。或许不是也说不定，因为家宝也没有做成石匠，他考上大学到省城工作去了。
三 斗笠厂与购粮证
那年月，我们村有购粮证的人屈指可数，就五人，两个在小学教书，一个在中学教书，还有两个在镇上的斗笠厂。至于其他人，七八岁以上的，除了在校读书，只要四肢还能动，男的负责田间地头的农活，女的则在家编半成品斗笠。当地流传一句顺口溜：斗街姑娘无出息，四季趴着编斗笠。斗笠厂，说白了，就是吃大锅饭的地方。大的斗笠厂拥有几十间厂房，上百号人；小的斗笠厂也就三两百个平方，二三十人。我们村口就有一个斗笠厂，是镇上三个斗笠厂中最小的一个，靠近河边。
斗笠厂有厂长、副厂长、会计、出纳员和记分员。那时实行计件制，如果手脚麻利，做完该做的活路，就算天色还早，也可以走人了，反正多做也不会得到多余的工钱。我家屋后的表叔就是斗笠厂的记分员，除了登记一下数量，就是靠在棕丝上打瞌睡。每个月底他总能领到一大把票子，路过我家门前就故意“啪啪”地甩着，在我们面前炫耀。
我们农家的孩子，没什么盼头。平时除了红薯掺米饭就是洋芋掺米饭，肚子早生了一层厚厚的铁锈。我们最盼望的就是过年了。过年，就意味着不但可以脱下一层又一层补丁的棉衣棉裤，母亲还可能帮我们买一块花布来做一件新衣，还可以吃到大块大块的猪肉。当然母亲是极不愿意过年的，特别是表叔用购粮证买到上好的面条和菜籽油路过家门口的时候，母亲就对着父亲感叹：“唉，又要过年了，这个年怎么过？”我在旁边实在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这么害怕年的到来，难道她一点都不喜欢吃肉？
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熬到了除夕的前两天。家家户户杀了年猪，大家手里多多少少有了一些票子，供销社的门槛几乎都要被人们踩破了。买盐巴要排队，买煤油要排队，买对联要排队，连买块花布也要排队，好像年货全是免费的一样。
除夕的早上，一家人早早起床。母亲会带着我们姊妹在家打扫扬尘、刮门前屋后的阳沟、洗刷板壁、刷窗户，贴对联。父亲则把煮熟的猪头放在菜篮里，带着哥哥到四方井去烧香磕头了。哥哥小时候老爱生病，吃药打针老不好，母亲拿哥哥的八字到算命先生那里排了一下，算命的说，你孩子命中缺水，拜祭一口水井做干妈就好了。于是那口水井就成了哥哥的井妈，每年过年的时候，哥哥是一定要先去拜祭井妈的。
记得有一年，我也想去见见井妈，就悄悄跟在哥哥和父亲的后面。在哥哥准备磕头的时候，父亲就教他念道：呦呦，您老人家保佑我乖乖的哟。哥哥记了半天，在磕头的时候却说：喲喲，您老人家保佑我老人家乖乖的哟。结果引得我一阵大笑，也被它们发现了。
吃过晚饭后是一定要烧一堆旺火的，这是过年必须要做的事情。据说火烧得越旺，来年的日子就会更红火。就是再穷的人家，年夜饭也必须要煮一大锅，要吃饱喝足以后还有剩下，来年才会有吃有剩。不过，虽然过年的时候家家都煮了一大锅年夜饭，但是来年还是缺衣少粮，吃不饱，穿不暖。
我们小孩子，在烧旺火的时候，母亲就再三叮嘱：明天大年初一，遇到长辈，会讲吉利话就讲，万一不会讲，就说一声：新年好；洗脸的水不可以倒出门去，要用一个大木盆装起来，因为那是一年中的财喜；几姊妹不可以吵架，如果吵架了，被父母骂一句，这一年中都会被骂；不可以用刀砍东西，连针都不许碰，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在多年以后的今天，我想大概是大人们平时太累了，想在过年这天好好休息一下的缘故，才理出那么多不可以的规矩来吧。现在，我们的日子天天都像过年，如果愿意，大鱼大肉可以天天吃，现在吃多了大鱼大肉还怕伤了身体。小孩子更是怕吃，很多孩子都有厌食症，很多父母还要端着碗追起孩子喂饭；新衣服每天都可以穿，除了要穿着合身，还要讲究穿名牌。关于过年吃穿的事情，对于现在的孩子早已没了一丁点吸引力。
斗笠厂门前是一个大大的河坝坪，夏天的时候，时不时有电影队的来放一场电影。全村男女老少吃饱了红薯，喝足了井水，屁股后面带上一根凳子，舒舒坦坦地坐在沙坝上，打着饱嗝，放着像鞭炮一样的响屁看电影。大家都是聚精会神的，也不知道是响屁还是电影里面的枪声。
斗笠厂的员工完成每月的指标任务后就可以自由活动了。有些脑子灵光的人，比如哑巴，就经常给人种地，到林场给人伐木捞一些外快。斗笠厂就是好啊，不但月月有工资，还可以凭购粮证买到低价的粮油。我们村里的人总想进斗笠厂。但厂长说了，斗笠厂不是人人都可以进的，首先得是居民户口。也因此，我们总是羡慕那些拥有居民户口的人，特别是哑巴和表叔。
有一天放学回家，母亲说，斗笠厂垮台了，里面的人成了寡居民！
寡居民？我即刻问母亲。
母亲说，寡居民就是既没工作可干，也没田地耕种的人，他们以后的日子比我们更难过。斗笠厂的人，有些大胆的，就承包一两间厂房自己加工。有些胆小的，就持观望态度，等待政策再吃大锅饭。有些干脆到我们村里跟人挑粪、种地。
哑巴虽然哑，但老婆菊英摸样好，嗓子也响亮，最喜欢飙《在希望的田野上》的高音。听说当年就是看上哑巴有购粮证才下嫁于他的。菊英既不会干农活，也不会编斗笠。斗笠厂垮台没多久，哑巴在村里给人家种地的那个下午，她就跟一个走村串巷阉猪的湖南人跑了。
斗笠厂房分发给各员工当住房。表叔和哑巴就一同住在斗笠厂里，同走一个大门，共一个屋檐，平时处得很好。哑巴蒸红薯，会送给表叔家几个，表叔家烧包谷，会给哑巴一包。鸡鸡鸭鸭的，更是不分彼此，同在一个院子里撒欢，一起吃睡。不足的是，表叔老阴沉着脸，天不亮就走村串巷唉声叹气，直到天黑才回家吃现成。表叔妈长得俊俏，却很勤劳，在厂房前后都种上了蔬菜。干重活的时候，又或者磨刀，锄头断了锄把的时候，表叔也不在家，就喊哑巴帮忙。哑巴也乐意，有时候还到菜园帮叔妈挑菜。因为这，村里人笑哑巴跟叔妈像天生一对！没想到这话却传到表叔耳朵里，他怀疑哑巴跟叔妈一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一天夜里，哑巴正在屋檐下帮表叔妈晾青菜。表叔扛着一把杀猪刀冲哑巴而来，还好，哑巴躲闪及时，手臂只伤了一大块皮。从此以后哑巴不敢踏进表叔家半步，再也不敢帮忙了。
村长家养有一条大黄狗，是斗笠厂垮台的时候，斗笠厂卖给村长的。村长在地头干活，它就蹲在田埂上看着。村长在屋头睡觉，它就趴在村长的大门外。在饭都吃不饱的年月里，想吃一顿肉简直成了一种奢望。有一天深夜，表叔约了几个半大小伙子，给大黄狗投了老鼠药，大黄狗哼都不哼一声就死了。他们把狗扛到斗笠厂的院子里，用稻草烧了毛，一人一腿瓜分了。这件事没人知道，除了几个吃到狗肉的人，剩下一个就是哑巴。因为当时表叔心虚，还主动送了一大块狗肉给哑巴，哑巴当时硬是把那一块狗肉扔回表叔家屋檐下。
表叔偷杀黄狗的事，最终还是被村长发现了。村长喊了对门河几个壮汉，说要把表叔肚子里的狗肉掏出来。表叔被打那天，天空下着毛毛细雨，表叔翻墙就朝大桥上跑，刚跑到桥中间，就被追上了。说时迟，那时快，表叔身子一跃，跳下大桥。只看见水面上荡起一阵阵水花，转而就没了影儿。有人说，两三丈高的大桥，跳下去必死无疑。表叔没有死，等他从下游游上岸的时候，才发现左脚已经不能活动，原来是跳下河的时候，恰好碰到一块大石头，断了一根大骨。
表叔成了瘸子。
表叔一口咬定是哑巴告的密。因为哑巴在厂里最喜欢那一条狗，也经常喂养它。在分厂房的时候，哑巴竟然愿意少要半间瓦房也要那一条狗，但厂长死活不答应。据说表叔把大黄狗扛到斗笠厂那天，架上柴块准备烧毛的时候，哑巴躲在屋子里哭了。再后来，分一大块肉给他，他也不肯要，不是他还有谁？表叔被打后回到家里没两天，哑巴就锁上门走了，从此再也没有音讯。
表叔从此后再也干不了任何重活，全部的担子都压在叔妈肩上。表叔整天东家串西家，闻到哪家有炒菜的香味了，就钻进哪家。村里人当面不说什么，但背地下都叫他——烂板凳。烂板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种发霉发臭的烂木板，烧也烧不燃，坐也坐不成的破凳子。按照辈份，我们应该叫他是表叔的，大家都这么叫，我们小孩子也悄悄这样喊。
父亲常说烂板凳命生得好，找了一个勤快的叔妈。上山割草放牛的活路，甚至连犁田耙田这样的重活都是叔妈一个人在干。表叔本来可以在家做饭，喂猪什么的，但他一样都不愿意做。一到赶场天，四村八寨的人都会到斗街的集市上来赶场，难免有村里的亲亲戚戚要来家里吃一顿晌午饭。表叔最喜欢赶场天走村串寨，遇到哪家来了客人，就坐着不愿意离开了。等主人家端了饭菜上桌，还没开口叫他吃饭，他已经开始自言自语了，哎呀，我三十夜洗脚洗得白呀，硬是赶上你家吃饭了。一边说，一边很自然地就把凳子往桌子方向挪，一点也没有难为情或者不好意思的样子。
有一次，妹妹生病了，吃不下饭，母亲拿了五分钱叫我到街上买一个油炸粑给妹妹吃。我拿着香喷喷的油炸粑都只敢闻一下又继续往家里跑。在上完那个陡坡的时候，被表叔拦住了。表叔说，细妹呀，我出一个谜语给你猜好不好？我早知道这个人的德行，不猜！表叔说，就猜一个，猜对了我就让你过去好不好？想强行闯过去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只好说，就猜一个！表叔说，你先把眼睛闭上。我就把眼睛闭上了。
一口一个叉，两口不见它，你猜是什么？
还没等我睁开眼睛，表叔就抢过我手里的油炸粑，两大口就把油炸粑吃进嘴巴去了，只见喉结动了一下，没了。
我慌了，哭着说我回家要被打死的。表叔摸着我的马尾辫说，你就说在半路饿了吃掉了嘛。我空着双手回到家里，妹妹正盼得脖子长，见我手里什么也没有，就倒在床上哭起来。母亲跑过来，疑惑地望着我还沾有油腻的双手，不问青红皂白就给了我一巴掌，叫我跪搓衣板。我委屈地一边抹眼泪一边跪在搓衣板上。路过我家门口的表叔看见了，乐呵呵地问我，细妹，咋个了，是不是你把妹的油炸粑偷吃了呀！我懒得理他，心里想，下辈子就是变成一头牛，也不跟你共一个山坡吃草！
四 姐姐与磨子岩
再长大一些的时候，周末不能去晒谷坪玩了。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一个叫磨子岩的山上，磨子岩离村庄大概有三十多里山路吧，反正来回一趟要三个小时。一年四季烧饭炒菜煮猪潲，哪样都得需要柴火。柴火不会自己晒干了跑到灶房来的，得我们去砍，我们去挑。我家的柴火除了父亲去挑，大多数就是哥哥挑回来。一根两头削尖的杉木棒，我们叫做纤杠，两头各穿一捆柴火，跟着走路的节拍晃晃悠悠的。记得我第一次跟姐姐一起将一挑柴火挑进院子的时候，母亲递来两个热乎乎的红薯，一人一个。母亲笑呵呵地说，细妹长大了，可以砍柴火了！
其实我是很不愿意和姐姐一起去砍柴的，好不容易等到一个周末，特别是冬天，早上霜太厚，像雪凝一样，走起路来都差不多要摔倒。但是不行，姐姐早早起床，就把我盖的被子揭开拿走锁进柜子去了，与其睡着挨冷，还不如起来去砍柴还暖和一点。姐姐走路很快，她走两步我就不能只走一步，她说今天砍两挑柴火，我就不能只砍一挑；她说砍一大捆，我就不能只挑一小捆。反正什么都得听她指挥，那时候我就渴望自己快点长大，长大以后也可以这样命令比我小的妹妹了，呵呵！
直到有一天，姐姐说叫我不要再跟她一起砍柴了，我们各走各的路，各砍各的柴。姐姐嘱咐后，就背起柴刀独自出门了。我一路尾随。原来有一个后生在村口等她，她们一路说说笑笑向坡上奔去。姐姐长大了，知道谈恋爱了，母亲一遍遍地嘱咐姐姐，千金小姐四两媳妇，做一辈子姑娘很难，做一辈子媳妇是很容易的。
不知不觉间，我也会自己捆柴自己挑回家了，姐姐的婚期定在了春天。哥哥外出打工，以后的柴火就由我来负责了，我感到身上的担子正越来越重。从磨子岩山脚到山巅，一共要走二百八十九步到二百九十五步。我常常一边挑着柴火气喘嘘嘘地往山巅攀登，一边一遍遍地数着脚步，这样就能忘记肩上的重量。这些山路都是沿着悬崖峭壁开凿出来的，如果伸出脑袋往山下望去，有一种浑身发抖的感觉来。村里好几头牛都是在这条山路上拥挤下悬崖死掉的，听说不少于三十头了。在路面稍微宽敞一点的地方歇气时，我常常望着从身边路过的老人和小孩想，万一他们掉下去，岂不是粉身碎骨？还好，走这条路的人都很小心翼翼，从来还没有人被摔下山崖的事情发生。
要是不是为了砍柴，像游客一样到磨子岩走一趟，到溪沟里摸几条娃娃鱼，几条螃蟹，再摘一大把野花野草，从沟底爬上山巅，这一路上就会发现芭芒花像雪花一样漂亮。当然，这种想法只是我一个人有，因为我把这想法记在了日记本里，被母亲发现了。我是村里第一个在学校作文比赛获过第一名的女孩，一有空闲就喜欢在日记本上写写画画，往往猪圈的猪饿得叫坏了嗓门也不去管它，爬进牛圈去看书。好几次，母亲拿着竹条子满村子找我。母亲找到我后，总是会骂道：你这鬼姑娘，一天好吃懒做的，就知道啃书，什么都不会干，以后不知道祸害谁家。母亲越是这样说，我越喜欢往牛圈里面钻，有时候还会爬上猪圈棚上晒着太阳看书。
霜降一过，村子背后的田野以及山坡，就被芭笀花渐渐地由深红色染成了一片银白色。站在芭笀杆丛中，一阵阵芭笀花的馨香，随着寒风慢慢拂过脸颊，钻入鼻孔，沁人心脾，那淡淡的，清香的味儿，甜得差不多要醉过去。这时候是砍芭笀杆的最好时节，要是下了大雪，芭笀杆会失掉许多水分，同样一捆大小的芭笀杆，在下雪过后砍回来，在过秤的时候，就会少过几颗称星子。
早在中秋节过后，我们就期待着芭笀花儿开了的。因为花开过后，不久收购站就开始张贴收购芭笀杆的喜讯了。一般都是当天砍，当天就拿去卖掉，毕竟放到第二天，又会丧失一些水分，会减少很多重量。但是稍微远一些的村寨，砍一挑芭笀杆到家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第二天再挑到收购站卖掉也是时常有的事。卖芭笀杆，我们可以有自己的零花钱了，购买自己喜欢的贴画、小人书和彩色笔，如果还剩余几毛钱的话，就可以到学校门口小摊贩那里买一根用白糖熬成的棒棒糖解馋，最开心的事情就莫过于此了。
砍芭笀杆是有讲究的，你得从下往上顺着杆儿捏，如果是逆着杆儿捏，手一定会被划开很大的血口子。村里一起砍芭笀的那些粗鲁的男孩子，总是挑最大根的砍，总不爱惜芭笀，这里砍几根，那里割几根，一簇簇芭笀都被他们弄得乱七八糟，好多肥大粗壮的芭笀都被他们踩在脚下。姐姐说，砍芭笀杆要起早，大清早的芭笀露水多，砍好一捆就捆起来，等挑到收购站去卖的时候，外围已经很干了，里面却还有很多水分，可以多挣到几毛钱。姐姐砍过芭笀杆的地方，除开那些细得无法用镰刀剔除叶片的以外，很难得再找到一根像样的芭笀杆来。于是，我一般都会静静地跟在姐姐的后面，等姐姐砍出一条新路来的时候，我便跑到姐姐前面去抢了。姐姐没办法，只好又重新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这些最灼人心急的时光都不足我们烦恼的，要是在寒假来一场大雪，或者是天天下大雨，那才是真正让我们度日如年的难熬。下大雪或者下大雨，收购站的大门是紧紧关闭着的，收购站的人会回到县城去，久久不到镇上来，这真让我们都要憋出病来了。还好有姐姐安慰我们，姐姐说，今年天气不好，砍芭笀杆的人少了，收购站收不到货，他们会提高收购价格，到时候我们就包饭到坡上去砍，多砍一些，也是一样的。听姐姐这么一说，我们的心里自然就舒缓许多了，开始在心里默默地憧憬着，太阳一出来，我们就砍它几大堆，再卖一个好价钱。
门前的院子里，已经堆满了几大堆芭笀杆。一堆是哥哥的，一堆是姐姐的，还有两堆是我的和妹妹的。我们怕太阳把它烤干了，用一些破得不能再打补丁的烂衣服盖在上面。我继续写日记：农历十二月二十，收购站过秤的叔叔还是没有来；农历十二月二十二，都赶年场了，收购站的叔叔还是没有来……。然后用一小枝芭笀花偷偷地夹进日记本里，小心翼翼地合上，谁也不许翻，谁也不让看。因为日记本里的芭笀花和日记本里的心事，是属于我一个人的。
姐姐和一个跟她一般大小的女孩子的婚期一天天临近，我们已经得到了“卡颈糖”吃，还悄悄背了一些在荷包满寨子串。姐姐和那个女孩始终走在一起，不管是打鞋垫还是绣花，都坐在一堆说着悄悄话。说什么呢？我仔细一听，又听不到，我就故意在她们身边追着风儿转悠，但还是不知道她们在说什么。身后的芭笀杆都长霉了，还发出一阵阵的的臭味，她们俩好像浑然不知。现在我还能记起她们当时的神情，都显得肃穆、庄严、悲伤。等到我后来也嫁出村庄那天，我才恍然明白过来，原来两个姐姐是有一种很难说清的情绪，从男方家要生辰八字过去以后就开始困扰起来，对未来的日子充满着莫名的惶恐和忧伤。只是姐姐没多少文化，在她单纯的世界里，无法像我一样用文字语言来表达罢了。
如今年届七旬的表叔，一提起斗笠厂的大锅饭，就一肚子火气。说把最好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斗笠厂，可老了生活却没着落，还靠几个姑娘寄钱来养老。转而他又会洋洋得意地说，那时候能从兜里掏出一本购粮证，足可以亮瞎一帮人的眼睛，你叔妈就是看到我那本购粮证才嫁给我的嘛。
我一听她发牢骚, 就会说他以前打叔妈的那件事：当时叔妈生了五个女儿，人称五朵金花。叔妈在生下最后一个女儿时，坚决不肯生了。表叔硬是要叔妈再生一个儿子出来，叔妈就跑到医院叫医生做了结扎手续。回到家里，不但没得到表叔的照顾，还被表叔痛打了一顿，说叔妈以后就是一只不会下蛋的母鸡，留着还有什么用。
我一说到这件事，他都不屑地撇撇嘴，只是答案不同。有时说，那时候谁家不是两三个以上的儿子，砍柴到屋檐下堆着，那像小山一样的柴堆看着不让人眼红吗？有时候又说，都几掉年的事情了，还拿来说事。如果我没有这几个姑娘，只怕这把老骨头早到坡上变成泥巴了。每次说完，表叔总要跟我数落：哪家光有几个儿子，两个老头子却连油盐都吃不上；哪家的父亲死了，儿子都在外打工，直到臭了才被隔壁邻居发现；哪家的母亲病了，两天才吃到一顿饱饭，还是左邻右舍送去的。总之，很多有儿防老的家庭，养老一样得不到保障，晚景很凄凉。其实每次表叔说到这些摆着的事实，我都不太想知道。我最想知道的是，斗笠厂的哑巴到底去了哪里？有人说，在凯里看到过哑巴；有人说，哑巴到广东打工去了；有人说，哑巴早死了，是被表叔杀死的。这些都是道听途说，没有谁亲眼见过，但我更愿意相信，哑巴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只是他不愿意再回到这个村庄罢了。
去年三伯父过世，我回家奔丧，刚到村口就遇见了吴家能。他佝偻着身子，步履蹒跚，破衣烂衫。如果不是他脸上那一对滴溜溜的眼珠子，我很难认出他了！他六十多岁，满面皱纹，头发和胡子都白了，胡子很长，估计已经有一年不刮了吧，还留有一些像鼻涕一样的粘黏物在上面。我叫了一声表叔，我说，你还认识我吗？他仔细打量我半天，忽而呵呵地笑了。
怎么不记得，你就是我家坎上杨家的三姑娘了嘛，最调皮的那个，人家编斗笠是弓着背，你倒好，你是撑着腰杆的！
我问他，表叔妈和海平呢？
吴家能告诉我，你表叔妈前几年就去世了。去年我和海平在广东打工得到一笔钱，回到家里就被人骗个精光。同时被骗的还有你家隔壁的石匠，石匠想不通就跳楼死了。说完，他望着灰蒙蒙的苍穹长叹了一口气，走远了。望着吴家能佝偻的背影，我想起了那个站在墙角的翠花。是呀，翠花一走了之，而活着的人，就比如他的儿子海平，还要经历多少人生的坎坷呢？我的耳畔仿佛又响起三十年前表公教我们的那首儿歌：苗婆包苗帕，苗帕包苗婆！现在我已经讲得非常流利了，再也不怕他吓唬我们，要把红薯丢喂狗了，可惜表公再也听不到。再说了，我家的木楼已经变成了砖房，哥哥一家外出打工，田地都荒芜了。父母年事已高，门背后再也找不出一颗红薯来。
（2015年2月2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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